南高設立生物學系
南高發展至1921年春，各科所屬各學科大緻均聘有幾位教授，乃将門改設為系。農科之下設農藝、園藝、畜牧、病蟲害、農産制造、蠶桑、生物等七系，其中生物系為新設。之所以設置生物系，顯然是在胡先骕、秉志主持下，生物學教學、動植物标本采集及研究初具聲譽，而生物學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此為國立大學第一個生物系，其時國内教會大學如蘇州東吳大學已設生物系，而廣州嶺南大學、南京金陵大學也已開展動植物學研究，但其主持者多為外籍人士，或許他們僅是職業興趣，專注于自己所涉及小範圍之研究，而沒有如胡先骕、秉志具有民族情懷，以開拓中國生物學事業為畢生志向，故在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研究規模均未有如南高東大高瞻遠矚、系統謀劃，故南高東大生物系曆史意義遠高于其他各校。一般而言，生物學屬純粹科學，應歸于理科。而在南高時期，或者尊重現實，順勢将生物系納入農科；南高改組為東南大學後，生物系仍設于農科，此時據胡先骕言是理科主任不願接納胡先骕、秉志等人，使得生物系仍設于農科。1925年為了獲得更多經費，生物系分為植物學系和動物學系，1927年東南大學步入中央大學，動植兩系又合并為生物系，而并入理學院。
生物系成立伊始，按農科組織規程，設主任一人，公推秉志擔任。系中人員有教授、教員、技師、助教若幹人，主持全系之教務。生物系成立兩年後，其設備、人員如下：
有實驗室一、動植物标本室各一、溫室一，儀器則有新式顯微鏡四十架，擴大鏡三十架、雙管顯微鏡、映畫鏡、自動切片機、徒手切片機，以及植物生理學需用之儀器如光合作用試驗器、呼吸試驗器、發酵試驗器等亦已購備，聊可敷用。本系現有教授五人、教員一人、助教五人，現共有學程五十七種。[1]
生物系設備僅“聊可敷用”，說明初創時期，經費拮據，儀器尚為簡陋，或者不及其他各系；但生物系教授卻多于其他各系，其他各系教授僅二三位，生物系卻有五人之多。秉志、胡先骕乃是正真科學研究之踐行者，自然吸引同好之跟随者，先後加入教授行列有陳桢、陳煥镛、錢崇澍等，此分别簡述其生平：
錢崇澍（1883-1965年），字雨農，浙江海甯人。1909年南洋公學畢業，後往唐山路礦學堂學習工程。1910年考取公費留美，1914年入伊利諾斯理學院，1915年轉入哈佛大學學習植物分類，1916年回國畢業。留美之時，在美刊發關于植物生理學、植物分類學論文，此為中國近現代植物學史第一人，有人将此作為近現代植物學史之起點。同年回國，先後任教于南京甲種農業學校、金陵大學、東南大學、北京高等農業學校、清華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其在東南大學生物系在1920至1922年。1928年再來南京，任科學社生物所植物部主任。抗戰時期主持遷至重慶北碚之生物研究所。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後任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所長，生物學部委員。錢崇澍在東大二年，留下記錄不多，在農科出版刊物中，除與胡先骕、鄒秉文合著《高等植物學》外，僅見其在自然科學研究會講演詞“對于生物有害物質之相消性”，由弟子尤其偉記錄整理。所謂“相消性Antagonism者，謂某物質足以緻毒于生物，但加入另一物質，則某種物質即不現其毒性”，由此可知錢崇澍在東大或者講授植物生理學。
陳煥镛（1890-1971年），字文龍，号韶鐘，廣東新會人。其父為有清駐古巴領事館領事，在古巴娶西班牙裔女士為妾，即為陳煥镛之母，故陳煥镛有西人面相。1909年陳煥镛十四歲赴美就學，中學畢業之後，入馬薩諸塞州立農學院, 習森林學和昆蟲學。1912年，轉入紐約州立Syracuse大學森林學院，繼續深造，1915年陳煥镛畢業，獲學士學位，随後入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19年畢業。畢業之後即回國，翌年春前往海南島采集植物，深入五指山，10月染上一種熱帶高熱病，被人以擔架擡出大山，不得不終止工作，而赴上海治療。陳煥镛系海南植物采集第一人，其标本學術價值甚高。
陳煥镛在上海養病末期，其姐丈金陵大學林學教授淩道揚介紹其來南京，接替其在金大教職。陳煥镛在金大不到一年，因不能忍受金大農學院院長美國人芮思婁（J. H. Reisner）對中國同事傲慢态度，與美籍植物學教授史德蔚相處也不恰，因而辭職，轉而應胡先骕之邀，至東南大學生物系任教。胡先骕晚年雲：“陳煥镛和我有密切關系，我在東南大學教書，他在金陵大學教書，其與金大生物系主任Stward關系不好，我任東南大學生物系主任，建議把他聘過來與秉志、陳桢、錢崇澍一起辦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他在金大工資低，東南大學我給的工資高。後我到美國去，是他介紹去的。”[2]
陳煥镛來東大時間在1922年，此時東大學生有張宗漢者，曾聽陳煥镛課，後為生理學家，對于老師授課有回憶雲：
陳煥镛以樹木學專家出名，我讀過他的兩門課，聽過一個關于海南島植物調查報告。他講中國話很慢，也雜以幾個英文字，易懂，有時引人發笑，有時也很嚴肅，對樹木學有實際知識，對過去外國人到中國來采集的工作很熟悉，師生都很歡喜他。不過也有一些情況使人感到他不老實，喜歡弄花槍，自顯神通，但是我們學生還是敬重他，把他和秉志、錢崇澍、胡先骕等老前輩并列看待。[3]
陳煥镛雖有西方人血統，與金大西方人卻難相處，但深受中國學生歡迎，到東大後也促使幾位優秀學生轉學到東大，有陳封懷、張肇骞等，秦仁昌雖然仍就讀于金大，但也到東大兼職任陳煥镛助教，後被東大生物系聘為植物标本采集員。陳煥镛來南京時，其在海南所采标本，存放于其家族在上海碼頭倉庫中，準備運往美國阿諾德樹木園，以答謝該園資助赴海南采集之經費。其入東大後，檢出一份贈與生物系标本室，有二千餘種。後其在上海标本不慎失火被毀，幸為可惜，而贈與東大之标本，也在1924年口字樓失火中被毀，至此陳煥镛海南所采标本幾乎無存。1928年陳煥镛往中山大學，依托中山大學農學院創辦農林植物研究所，此後一直主持該所。1954年該所改隸于中國科學院，名之為中科院華南植物研究所，陳煥镛仍任所長。1955年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
陳桢（1894-1957年），字席山，别号協三，江蘇邗江人。1913年就學于中國公學預科，次年考入金陵大學農林科，1918年畢業，獲農學士學位，留校任助教。1919年考取清華學校，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動物系，1920年獲碩士學位。1922年回國，任東南大學生物系教授。
陳桢入東南大學時，科學社生物所已成立，其研究在研究所内進行，研究内容為金魚之遺傳；其在東大主要開設動物學、生物學、優生學、細胞學等課程。1924年将講授生物學講義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名之為《普通生物學》。其時，中文關于生物學教科書或通論已有幾部，但陳桢認為：“還沒有一本中文書論到生物界的普遍現象，介紹關于原生質、生殖、遺傳、天演等各種學說，并且舉出這些學說的科學證據和最近狀況。”[4]由此可知此前關于動物學著作，尚不是從事動物學研究者所寫，故與此學有隔膜之處，有些甚至成為玄學，陳桢之作，将中國動物學納入與西方同步話語體系，有首創之功。胡先骕、秉志倡導生物學本土化，也在于此。陳桢在該書自序最後一段為緻謝之語，錄之在此，以見東大生物系情形：
金陵大學徐仲迪先生曾經看過本書初稿的一部，賜予著者許多有價值的匡正。東南大學張震東先生曾經幫助著者任繪圖，編英華名詞對照表等重要工作，使著者節省很多心力。著者很感謝徐先生和張先生。秉農山教授曾經閱讀過本書最後稿的全部，賜給著者許多極為重要的教正，著者特地在此對秉博士表示極誠敬的感謝。[5]
關于陳桢其人授課方式，當其在清華大學時，該校出版之雜志曾刊載一則描述，為受業學生所寫，甚為生動，此當也适合陳桢在東南大學講課時之風采，錄之于下：
陳桢其人授課方式，當其在清華大學時，該校出版之雜志曾刊載一則描述，為受業學生所寫，甚為生動，此當也适合陳桢在東南大學講課時之風采，錄之于下：
陳先生為人很和藹可親，對于學生尤能循循善誘，他常和同學讨論金魚的遺傳，當他告訴你這個性質是顯性，那個性質是隐性時，他總是談得津津有味的。
因為是胖的緣故，陳先生的肚子長得很大，他每回進課堂的時候，總是他的肚子搖搖擺擺的先進來，然後跟着是他的腳踏進課堂。
當每一講演完畢時，陳先生常問同學有什麼問題要問，在這靜寂一刹間，下課鈴好像知道沒有人要問而接着就響了。這是每次上陳先生的課我們會感到的。[6]
陳桢1925年任清華學校生物學教授。1926年回東南大學任教，兼動物系主任。其最終還是在清華任教，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動物研究室，陳桢任室主任；後研究室擴建成研究所，則繼任所長。
在東大農科生物系成立兩年餘，農科發行《農學雜志》，每期刊載所屬各系情況，其中第四期登載一則“生物系數年來之事業”，其雲：
生物系脫胎于高等師範農業專修科植物學之一門。最初擔任此一門功課者，為鄒君秉文，嗣由胡君步曾擔任教授，至今有教授五人，助教四人。數年之成績，約分教課、研究及著述三項。教課方面：自民國八年以前，農業專修科之修業期僅三年，以教員不敷分配，隻教授普通實用學程。民國十一年改組為大學農科，人才經濟，又較為充裕，該系乃分為動物、植物兩部，學程增至五十七門之多。研究方面：自胡步曾教授率同助教赴浙贛各省采集标本三萬份，繼又由錢雨農、陳煥镛兩教授赴宜昌一帶，采集三月，亦得千有餘種。今年夏文德博士與傅志章先生往東三省采集數百種，足敷教課及研究之用。又秉農山博士偕助教數人，往山東煙台、威海、龍口、登州一帶，采集海産動物極多，現方從事審定，一旦結束，将刊為報告，以飨國内學者。著述方面：有鄒秉文、胡步曾、錢雨農三教授所著之《植物學》、陳煥镛教授所著之《中國樹木學》現已出版，内容極有價值。陳席山教授所著之《普通生物學》、孫稚荪教授所著之《标本制造法》均脫稿未刊。秉農山所著之《動物學》教科書，尚未完竣雲。[7]
上文所舉生物系成立二年餘其研究諸事，除胡先骕在浙贛采集植物，秉志在東南沿海采集動物前已有記外，此就其他稍加記述如下：
一．錢崇澍、陳煥镛、秦仁昌赴湖北宜昌采集植物标本：1922年春陳煥镛接前海口海關之英人包爾林來函，謂其已自海口調至湖北宜昌海關稅務司，囑有機會可到湖北采集，并允給予幫助和招待。自從海南島标本被燒毀後，陳煥镛已心灰意冷，準備放棄這項事業，包爾林來函，又激起興緻。于是在學校有限支持下，于7月間，組織采集隊赴湖北采集，以錢崇澍為隊長，成員有陳煥镛、秦仁昌和黃宗組成，因經費隻有500元，隻能作一月之短期采集。此次采集系作為胡先骕先前籌得經費而未完成采集任務之繼續，其經費亦在胡先骕所籌集經費中支出。為了充分利用時間，各人所采先作分工，錢崇澍專采草本，陳煥镛專采木本，秦仁昌、黃宗作為助手跟随其後。到達宜昌後，先下榻在包爾林處，再由其請到曾為英國人威爾遜（E. H. Wilson）在湖北西部采集作向導的老姚，遂沿着威爾遜采集路線，采集其所發現而國内尚未有之标本種類。采集隊經興山、神農架東側到達巴東，最高采集地點到達海拔3000公尺之新店子，采得近千号标本，每号至少10份。該些标本能按照佘堅特主編《威爾遜植物》鑒定者，即自行鑒定，而不能鑒定者，草本寄往哈佛大學格雷标本館，木本則寄往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以作為陳煥镛海南島采集工作失敗之補償。關于此行，秦仁昌在1966年3月25日曾說：“1922年我和錢老、陳老一起去湖北采集标本，需要600元路費，哪裡有？校方設法湊到500元，回來時身上一分錢也沒有，回不了家，後來見到英國輪船，就連人帶标本往上爬，經過陳老和船長說情，才回了家。” 因為陳煥镛之面相，易與英人溝通，故得同情。此亦中國植物采集史中的一則逸話，值得記載。[8]但前述胡先骕率隊在浙江采集三月，所費700餘元，而此行為時一月，500元卻不敷，此系何故，不得而知矣。
二．胡先骕、鄒秉文、錢崇澍、合著《高等植物學》：其時植物學教學水平不高，與沒有适合中國國情之教材大有關系，或者在生物系成立之前，胡先骕與鄒秉文即已開始着手編寫，待1920年錢崇澍來校，遂加入其中。此乃中國現代植物學教學第一部大學教科書，雖參考西方及日文多種植物學教科書，于1923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該書之通論和分類兩章内容比較新穎，一改過去沿用日本教科書之編著體例，首先将形态結構與生理功能融為一體，避免支離破碎之毛病；分類則根據生物進化之原理，由簡單低等類群逐漸到高等複雜類群。胡先骕還憑借其對漢語語言文字之修養，改正了原先移用不當的日文術語，如将“隐花植物”更正為“孢子植物”，“顯花植物”正為“種子植物”，“藓苔植物”改為“苔藓植物”，“羊齒植物”改為“蕨類植物”等等，這些更正後被沿用到現在。鄒秉文負責植物病理學部分，錢崇澍負責植物生理、生态部分。
三．陳煥镛出版《中國經濟樹木》（Chinese Economic Trees）：該書撰寫起始于陳煥镛在哈佛留學之時，在導師傑克（J. G. Jack）指導下選擇中國經濟樹木作為研究對象。其時關于中國植物研究論文甚多，用不同文種發表在各國期刊上，将這些已發表的植物種類綜述在一部書中，由于過于龐雜，不是短時間可以竣事，陳煥镛乃選擇其中經濟樹木，縮小範圍，且緻力于農林應用，為生産服務。即其内容不僅有分類學描述，還有特征和用途等之說明。但此書在陳煥镛離開美國時，尚未完稿。待其回國在海南島采集之後，在金陵大學任教時講授中國經濟樹木學，通過一年講授和修訂，于1921年7月将此專著殺青，交商務印書館于1922年出版。出版之時，作者已移硯至東南大學，故東南大學農科簡訊予以報道，但書中所署作者服務機構仍然是金陵大學農林科。不過，陳煥镛在東大依然講授森林學，以此書為教材。
陳煥镛在東大農科還兼任試驗林場主任。1923年7月農科聘請美國昆蟲學家文德為教授來華，陳煥镛與文德及試驗林場技師傅煥光一同前往大通、九華山、黃山等處調查森林及昆蟲，并采集标本，為時二周而返。[9]
生物系除教授以外，還有教員一人，此乃秦仁昌。在胡先骕赴美之前，1922年聘請秦仁昌繼續采集植物标本，前已有述。1923年美國地理學會吳立森（F. R. Wulsin）來華赴中國甘肅進行科學調查，要求一位懂英文之中國植物采集員參與，經胡先骕、陳煥镛推薦，秦仁昌加入該隊赴甘肅工作，為時約一年。1924年因口字樓失火，标本全部被毀，秦仁昌往浙江繼續采集，後又往安徽采集，所得标本甚多。生物系還有助教多人，也值得一記，但未見完整記錄，僅列1923年前後助教名單如下：曾省、孫宗彭、童金耀、王家楫、喻兆琦、龔啟鎏等。總之，其時現代科學在中國剛剛誕生，各大學紛紛設立生物系，導緻研究人員頻繁更換供職機構，沒有相對穩定性。東大生物系人員，亦更換頻繁，此略而不述。
參考文獻：
[1]《國立東南大學農科六年間概況》，農科報告第二冊，1923年5月。
[2]胡先骕：關于陳煥镛證明材料，1968年，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檔案。
[3]張宗漢：對于陳煥镛的一些回憶，1968年6月8日，華南植物園檔案室藏陳煥镛檔案。
[4]陳桢：《普通生物學》序，《動物學》，商務印書館，1924年。
[5]同上。
[6]陳桢席山，《清華暑期周刊》，1934年第八期。
[7]農科新聞彙志，《農學雜志》1923年第四期。
[8]胡宗剛：《華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年。
[9]東大農科教授赴皖，《時事新報》1923年7月6日。
作者簡介
胡宗剛，江西九江人，生于1962年，現為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研究館員。自1997年開始從事中國近現代生物學史研究，出版相關著作十餘部，代表作有《靜生生物調查所史稿》《不該遺忘的胡先骕》《胡先骕先生年譜長編》《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五十年》《中國植物志編纂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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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伟徳国际官网登录入口
文字 / 胡宗綱
編輯 / 李賽熙
責編 / 陳麗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