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中國曆史最悠久的綜合性科學刊物——《科學》創刊，樹起了“傳播科學，求真緻用”的旗幟。生科百年，一大批科學工作者前赴後繼、生生不息，在生命科學領域創造出舉世矚目的不朽業績。正值我院百年華誕，特推出院慶專輯“大師雲集 熠熠生輝”系列主題推送，講述我國近現代生命科學史上風雲人物的傳奇人生和光輝成就，懷仰止之心領略一代大師風采，揚生科百年榮耀，書生科百年輝煌。
羅宗洛先生
羅宗洛(1898.8.2-1978.10.26)，植物生理學家。浙江黃岩人。他通曉日、英、俄、德等國文字，畢生從事植物生理學研究和教學，是中國植物生理學創始人和奠基人之一。1930年獲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農學部博士學位。1930年，羅宗洛學成歸國，先後任廣州中山大學理學院生物學系教授、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學理學院教授。1933年起任教于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為培養我國生物學人才殚精竭慮，盡心盡力，貢獻卓著。1948年選聘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員、所長。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他是中國植物生理學創始人之一。早年研究氫離子濃度對細胞原生質膠體性質的影響植物對铵态氮和硝态氮的吸收及各種金屬離子對植物吸收铵離子、硝酸根離子的影響研究，發展了植物氮素營養生理的研究領域進行了植物組織培養、微量元素、生長素的研究水分生理、抗性生理、輻射生理的研究在農業生産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參加蘇北沿海鹽漬對造林的影響、西北地區幹旱與鹽漬對植物生長的影響、華南橡膠樹北移問題的考察研究，解決了生産中的實際問題。
他在中央大學任教的7年間創設了植物生理研究室，從事植物組織培養研究和教學。科研教學工作外，他翻譯出版了日本池野成一郎60萬字的巨著《植物系統學》。
紀念羅宗洛老師（節選）
沈善炯 著
1978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确切日期我記不得了，我到中山醫院住院部看望羅先生。那時羅先生已病重，但神志猶清。我告訴他，我将去美國參加加州理工學院紀念摩爾根建立生物系50周年的學術會議，特來向他辭行。臨别時，羅先生還伸手和我握别，要我“保重身體”。豈知從此永訣。當我27日晚上在北京招待所時，接到植生所辦公室給我的電話，謂羅先生已于26日逝世。得此噩耗，使我悲從中來，徹夜未曾好眠。時光茬薦，不覺20年了。追溯往事，猶曆曆如在昨日。
我知道羅先生的名字遠在1938年抗日戰争時期。那時我是流亡學生，借讀于廣西柳州的廣西大學農學院，得識在農學院任教的于景讓先生。于先生留學日本時曾是當代傑出的細胞遺傳學家木原均的學生，而木原均又是羅先生留日時的同學。于先生每提起羅先生時，總佩服其治學與為人，因此，使我在未見先生時已留下深刻的印象。
後來我在昆明西南聯大畢業後，在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工作，因對遺傳學有興趣就想起于景讓先生。1945年，我的恩師張景钺先生将我推薦介紹給新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的羅宗洛先生，說明我對遺傳學有志趣，想從于景讓先生學。因為我一直認為于先生此時必在羅先生處工作。不久我得到羅先生的親筆回信，說于先生即将來植物研究所，歡迎我參加他們的工作。他對青年人熱情關懷之情，躍然紙上，我深受感動。于是決定去中央研究院。
是年夏季我去重慶，再搭船至北碚，找到位于金剛碑的一個小山坡上的新成立的植物研究所。雖然該所成立不久，沒有什麼研究設備，實驗工作無法開展，但羅先生和他的學生堅持每周舉行學術論文讨論會，大家都在用功讀書，很少閑聊，保持一個好的學術氣氛。不久抗戰勝利，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羅先生被任命為台灣大學校長，接收台灣大學。我記得羅先生到台灣後，曾寄信給植物研究所的同仁，談到他在台灣大學向該校師生的講話。他希望台大回歸祖國後，要建設成為一個高水平的最高學府。羅先生的言行始終書生本色，為國盡瘁。後來他不願意涉足政界，堅辭台灣大學校長職務而再回到北碚。
1946年，西南聯大複員。我得北京大學生物系吳素萱先生信，謂我師張景钺先生從美國來信要我返北大工作。我商得羅先生同意，返回北大。記得約在1947年春，羅先生再被國民黨政府當局任命去東北長春，接收日本占領時建立的大陸科學院。他寫信給我說要來北京，要我到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去看他。于是我按地址找到羅先生。羅先生對他的責任非常鄭重。他多次對我說，他要認真去接收這個研究單位，使它完整地回歸我國。他拒絕與一切“顯要”往來。他和我走到長安街當時所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京行轅”的大門口，将南京政府介紹他去見李宗仁的信投給一個門衛，一走了之。去長春之前在北京的幾天，我曾陪他去清華大學訪問戴芳瀾和湯佩松先生。他關心的是戰後我國生物科學事業的重建。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羅先生拒絕國民黨政府要他赴台灣工作的邀請，決心在上海開展植物生理學研究。他網羅人才，兼容并包，邀請在北京的湯佩松先生等南來一起工作。羅先生的為人，胸襟坦蕩，愛憎分明。為了祖國的科學事業，他直陳己意，不說假話。他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曾說過植物生理學是農學的重要基礎學科之一，但不能代替農學。
在大躍進的年代，他力排衆議，指出水稻高産每畝萬斤是謊言。但他的這些中肯之言卻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使我難以忘懷的是，在“文革”後期，大家都在高呼“開門辦所就是好” 的時候，一次羅先生和我從嶽陽路步行到楓林路植生所，在路上他憂心忡忡地對我說：“我很擔心啊！這樣下去中國的科學怎麼辦？”經過了疾風暴雨，蒙受了誣蔑和委屈，但先生不計個人恩怨，擔憂的仍是我國的科學事業和國家的安危！
1978年，肅清“四人幫”後的第二年，羅先生由羅師母陪同出席全國科學大會。他雖年邁體弱，但顯得分外精神。他感慨地表示：科學的春天又降臨在中國大地，但自己年紀老了。“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羅先生的愛國之情溢于言表！
紀念羅先生，使我想起這樣一句話：曆史似乎常常忘記那些對世俗滿口“頌詞”之人，卻偏偏記住那些出言“逆耳”而切中時弊之人。羅先生就是屬于後者。我們将永遠紀念這位為我國科學事業而奉獻一生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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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伟徳国际官网登录入口
文字 /《紀念羅宗洛老師》（沈善炯 著）、
植物生理學通訊、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等
美編 / 呂美琪
責編 / 闫 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