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赴浙贛采集植物标本
胡先骕入南高農科雖盡心于教學，但教學并非其全部之事業，他還關注植物學研究，拟赴野外采集植物标本。雖然南高也倡導研究，但限于與教學相關之學科之研究，即農學範疇之研究，與植物學尚有一段距離。一般而言，植物學、動物學屬理論研究，農學、林學、園藝學、作物學等則屬于應用研究，農科關注主要還是應用學科；而采集植物标本，則屬基礎學科植物學之基礎。與植物标本相關聯之學科有植物分類學、植物地理學、植物生态學等。南高農科此時之設備中，也有少量植物标本，僅限于農科教學之用，胡先骕欲開展植物學研究，首先想到采集植物标本。
中國植物種類至為豐富，早已為西方學者所重視，在十九世紀之前即已紛紛派人來華采集，有些則長期深入人迹罕至之邊遠之四川、雲南等地，所得标本被運回其雇主所在國，供人收藏研究，往往有驚人之發現。有些來華采集者，還被譽為探險英雄，如賴神父、韓爾禮、傅禮士、亨利、威爾遜（E. H. Wilson）等。當西方人在中國大肆采集時，國人尚不知國土之上有此等令人豔羨之物，更不知其有科學價值和經濟價值。直到二十世紀初，近代植物學開始在中國興起，才開始有人從事采集。先是自日本留學回國者，而首次大規模采集者則推鐘觀光。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聘鐘觀光為該校副教授，于1918年開始大規模之采集，曆時四年，足迹遍及十一省，得植物标本16000多份。這些标本，因鐘觀光本人對植物學分類學未作精深研究，亦未與西方學者有過多交流，除将廣東所采交由菲律賓馬尼拉科學研究院之美國著名植物學家梅爾（E．D．Merrill）予以鑒定外，即少有他人研究，因此其采集成績有限。而其在雲南采集也未盡興，自昆明往西，僅至大理，采集十餘日，因遇匪劫而返，若能持久深入，其成績必更大。
胡先骕來南高之後，1919年開始籌劃植物采集。至于胡先骕何時開始關注西人在華采集之事則未知，或者在伯克利分校時已有耳聞，其時也曾閱讀來華采集家所寫遊記之類，如威爾遜《一個博物學家在華西》（1913年出版），激起效仿威爾遜，回國之後也采集植物之雄心。威爾遜來華采集共五次，其中兩次系受英國園藝公司之委托，另兩次系受美國阿諾德樹木園之派遣。阿諾德樹木園緻力于東亞植物研究，獲得中國植物種類是阿諾德派遣威爾遜的原因；威爾遜所得，經阿諾德樹木園主任佘堅特（C. S. Sargent）研究，于1913年開始出版《威氏植物》（Plantae Wilsonianae）。1917年胡先骕将其中部分内容譯成中文，在《東方雜志》（十五卷八期）發表，名之為《中國西部植物志》；1918年又譯其中另一部分，名為《中國西部果品志》，刊于《農商公報》（六卷八期）。此兩篇譯作還同時刊載于《科學》雜志。《中國西部植物志》一文之“譯述者引言”雲：
威氏受英京園藝公司之托，往中國西部搜集野生花木果樹之可供園藝之用者，于是往來湖北、四川、雲南、川邊者凡十一年，搜集植物極多，而發現新植物亦數千。即征其于園藝有增加佳美花果莫大之功，植物學已收其偉大之貢獻矣。氏所采集之标本，現已為美國哈佛大學植物院考訂成書，曰《威氏植物》(Plantae Wilsonianae)，為植物學家不可少之書，惟其價甚昂(約三十餘金)。氏另著有《中國西部遊記》，其價亦昂，非普通學子所能購，今辄擇其中關于植物農林諸篇，譯成國語，庶讀者于我國天産之富，略知其梗概焉。[1]
兩篇譯作完成均在胡先骕來南高之前，也可說明其欲采集中國植物在來南高之前已有；還有其于何時得閱《威氏植物》第一卷，或在伯克利留學之時，即獲得此價格不菲之圖籍，且攜之回國。
農科主任鄒秉文對胡先骕采集植物之願望不僅贊同，還協助其籌集經費。胡先骕說：“鄒秉文長于宣傳，他向人說：胡某能夠認一切的植物，你們何不捐些錢，使他去采集呢！因此得了不少的捐款。”[2]校長郭秉文也為之設法，1920年3月9日《張元濟日記》：“郭洪生來商三事，其二雲：采集植物，以川省為主，滇次之。由植物教員胡步曾擔任其事，并分科定名。商務如能合辦，并可多得若幹份，亦可出售”。[3]于是胡先骕起草《緣起》，并拟訂《辦法》，征求北京大學、北京與沈陽兩高等師範學校之同意，發起茲事。《緣起》可謂是中國植物學者首次闡明采集标本之學術意義，甚為重要，錄之如下：
敬啟者：
我國地大物博，天産極富。西南數省，群山崱屴，溪谷深邃，奇花異草，實難覼縷。凡世界名花，如梅蘭菊牡丹芍藥杜鵑秋海棠藏報春等，皆此數省所特産。就川省之杜鵑論，且不下四百餘種；至于喬木灌木種類之多，尤非臆想所及。英人威爾遜為英國威聚園藝公司采集可供園藝用之植物多至一千五百種。嗣為哈佛大學采集喬木灌木标本，多至五千種。英人亨利在雲南采集植物亦至繁多。吾有寶藏不知，自興假手他人，甯非大辱。近年我國教育逐漸發達，似宜由全國高等專門以上學校集資遣員前赴川滇一帶，采集威爾遜、亨利所已采集與未采集之顯花植物标本，為全國樹之先聲。比由敝校等敦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植物分類學教授胡君先骕擔任此事。胡君為美國加利福利亞大學植物學學士，曾得榮譽畢業，被舉為西格馬塞科學榮譽學會、白塔恰怕亞華生物學榮譽學會會員。回國後曾任江西廬山森林局副局長。學術經驗，均極宏富，于植物種類能一一定其學名；複精深于隐花植物。此行對于菌類、苔藓、蕨類等植物亦可廣事搜羅。辱荷慨允，實可稱為得人。
素稔貴校提倡科學不遺餘力，茲逢吾國博物學空前之機會，度必群策群力，以玉成此盛舉也。如荷贊同，請即賜複，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彙收為禱。另有辦法數條，列于下方，統希裁察。[4]
由此函啟可知胡先骕在美留期間，已參加當地學術團體。所雲“吾有寶藏不知，自興假手他人，甯非大辱”，則可見其愛國情懷。胡先骕所拟《緣起》，經校長郭秉文出面交涉，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沈陽高等師範學校長孫其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長陳寶泉共同署名，向國内諸大學和主要中學發出《緣起》和《方法》。此再錄《方法》諸條，以見其時人士如何謀事和行事。
一、人員：由南京高師學校教授胡先骕君會同助手二人、夫役八人偕行。
二、時間：自民國九年六七月起至十年十二月止。
三、經費：采集費平均每日約五元左右，連同其他雜用共約三千元。胡君月薪二百元，十八個月三千六百元；助手月薪三十元，二人十八個月一千零八十元，購買威爾遜采集之标本全份、照相機、顯微鏡及其他各種科學器具約二千元，共九千六百八十元，各學校加入後平均分認。
四、路程：由雲南省城啟程西行至大理，折而北行至麗江，再北折至藏邊，乃南下至永昌、騰越、龍陵、緬甯、鎮邊，又北折至普洱，複東折至蒙自，開化、廣南，再折往澄江，還至雲南。複由雲南至東川、昭通入四川叙州，溯岷江而上至嘉定，複至雅州、成都、東川、順甯、重慶，沿江而下至宜昌返。
五、标本之分配：每種植物假定采取一百枚，以十校計算分配，各得十枚，如多采即須加增經費，臨時再行酌定。
六、交款：每校所認經費可分四期繳納。第一期款于贊成後一月内彙交，以便彙寄美國購買威氏标本及其他儀器；第二期款于九年陽曆五月二十日以前彙交，以便胡君于六月初啟程；第三期款于陽曆十二月彙繳，第四期款于十年六月内彙繳。分期繳款數目，俟學校加入數決定後再行支配。[5]
從此《方法》可以獲悉，胡先骕為采集，謀劃已久，與美國威爾遜也取得聯系，征詢采集路線、野外設備，鑒定标本等，還拟購買威爾遜所采标本之照片。有教育界權威人士領銜倡導，且又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得到三十二所學校或機構積極響應，其中大學七所，中學二十四所及商務印書館，參與數超出預期；而籌得經費共一萬八千餘元，也超出預期之一倍。具體情況如下：
本科有此次采集标本之動議，複經蔡孑民、郭秉文兩先生之提倡，遂決用北大、北高、沈陽高師及本校四校名義發起，承河南農業專門學校、漢口民德大學、金陵大學、集美學校、北京女一高師、嶺南大學、廣東高師及上海商務印書館等各出資一千元。中華博物學會、天津南開學校、上海第二師範、山東全省中學師範，計十六校，江西省立八中、福建第一師範、山西省立三中、雲南省立二中、江蘇省立通俗教育館等各出資二百元。合成一萬八千元。[6]
當籌備就緒，傳來西南地區土匪猖獗，治安不靖，胡先骕再與威爾遜通函，獲悉“浙贛湘粵閩黔等省之植物，歐美植物學家未嘗采集，而浙贛距甯伊迩，尤易舉事，乃決定在未赴川滇之前，先往浙贛。”于是在1920年夏，胡先骕與助教童金耀一同啟程赴浙江采集。童金耀系上一年南高農科畢業留校，浙江蕭山人，随胡先骕采集之後，不知何故，往嘉興秀州中學任生物學教員，未能在植物學研究領域肆力。
浙江采集首途海門，自台州起經溫、處、衢、嚴、杭、湖六府所屬之地域，為期三閱月。胡先骕有《浙江采集植物遊記》連載于《學衡》雜志，記此三月之行程。該《遊記》“前記”記錄采集之緣起，抄錄如下：
去歲秋間，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科主任鄒秉文君與餘商酌大舉采集中國植物，當以川滇處萬山之中，氣候溫和而多變異，英人亨利（Dr. Augustine Henry）、威爾遜（Emeot H. Wilson)）、法人德拉衛（Abbe Delavay）先後采集植物至五六千種之多，若吾人能循彼三人之迹而采集之，其結果之佳良，當可不言而喻。鄒君因屬草一緣起、拟一辦法，征求得北京大學，北京、沈陽兩高等師範學校之同意，發起茲事。而贊成者有大學與專門學校七，中學二十四，商務印書館亦願贊助以觀其成焉。嗣以川滇政局蜩螗沸羹，盜匪遍地，頗有戒心。而美國哈佛大學阿諾德植物院副院長威爾遜君來函，又雲浙贛湘粵閩黔等省之植物，歐美植物學家未嘗采集，而浙贛距甯伊迩，尤易舉事，乃決定在未赴川滇之前，先往浙贛。
胡先骕《浙江采集植物遊記》還有“後記”，簡短記述采集之成績，也抄錄之：
此役曆時三月，曆水陸程三千餘裡，步行所經約一千六百餘裡。浙省東西名山，十探八九，而植物之探訪，成績亦有可觀。新發見之植物已鑒定者，有Rubus Hui、Molinia Hui、 Palyporus Hui、Palyporus duroporus、Stereum sineuse、Daedalea sinensis數種，而柏樹、紅豆杉、猴歡喜、Scheufflera octaphylla、Angraecum falcatum、Habenaria miersiana、Arundine phillipii等植物之分布，亦極有研究之趣味者也。此行匆遽，且在夏秋之交，故采集之成績，未為優美，他日當于春間重作汗漫遊。取道山陰、四明、仙居、缙雲、武康、宣平、雲和、慶元、泰順各邑，必更有未經發現之寶藏焉。[7]
行程之中，胡先骕作詩甚多，有《庚申夏六月天台記遊》《北雁蕩》《南雁蕩雜詩即贈陳少文先生》（十二首）、《松陽道中望山家》《自松陽縣至岱頭》《朝發白岩》《自龍泉至江山雜詩》（十首）、《宿小九華山九華禅院》《建德》《梅樹潭》等。
翌年初，農科之内設立生物系，關于生物系之設立，留待下節記述。春夏，胡先骕往江西采集，自南昌，往吉安，經贛州，而甯都、建昌、廣信，共六府所屬之地域。途中作詩不辍，有《新建西山見山礬朱藤為各賦一絕》《安福道中》《武功山》《自白雲隘上嶺至伯公坳》《崇義道中》《鐘鼓岩》《玉石洞》《定南下曆墟》《安遠道中》《石口墟遇險紀事》《通天岩》《雩都道中》《南豐縣》《南城道中》《貴溪道中》《武夷山歌》等。江西南昌為胡先骕故鄉，還有兩首憶舊之作，一為《女子桂英兒時為人棄于衢路為吾兄攜歸先慈撫為孫女聘諸劉姓偶過其家舊緒枨觸書此贈之》，一為《過上堡故居房舍漸就頹敗曆循舊迹不覺客淚如霰也》。
江西采集返回南京未久，南高改組，擴充為東南大學，農科依舊，其下之各系也仍舊。胡先骕在浙江、江西兩省所采标本有數千種之多，先後有部分标本寄予美國之雷德（A. Rehder）和德國之笛而士（Ludwig Diels），請兩氏協助鑒定。雷德（1863-1949年）是阿諾德樹木園著名園藝學家和植物分類學家，著有《栽培喬灌木手冊》《栽培喬木與灌木文獻》等名著；笛而士（1974-1945年）為世界著名之植物分類學家，曾長期任職于柏林植物園，并任園長二十餘年。此後胡先骕在開辟中國植物學研究事業中，與其保持良好之學術關系。
江西采集結束後，農科有一則報道，其雲：
《東南大學農科近況》：本科植物學教授胡步曾先生，受各大學公聘為浙贛川滇采集員後，即于去年夏間赴浙江采集，今年春間赴江西采集，先後共得顯花植物一千四百種，菌類植物二三百種。去歲冬胡教授回校後，即将浙江所采集顯花植物标本，分送哈佛大學阿諾德植物院與德國柏林植物院，所采菌類植物，則送美國羅依德植物研究所。今得德國柏林植物院笛而士複函雲：所采之植物極有價值，即日代為鑒定。美國羅依德尤稱所送往之菌類，據雲為中國最佳之采集，中有數種為中國所特産，而此次初見者，有一種且名以胡君之姓雲。今年采集标本，較去年尤多，珍奇數亦更多，現在整理，再分送美德二國雲。[8]
江西采集竣事之後，當年8月暑期，胡先骕還拟赴安徽南部采集，為此南高緻函安徽省教育廳，請下文拟經所屬各縣，屆時予以保護。安徽省教育廳遂有《訓令歙縣等二十一縣知事》：“準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函派員赴池州等采集植物标本，請饬妥為接洽。”[9]此為安徽采集惟一記錄，是否最終成行，則未知也。
曆經艱險，費盡心血，自野外所獲标本，自當珍視。胡先骕采集回到南京之後，即對所采植物自行鑒定，編成《浙江植物名錄》，刊出時其有識語雲：“采得蕨類植物、種子植物共五六百種，茲擇其已鑒定有學名者，先編一名錄，其詳盡尚當俟之異日也。”胡先骕入門植物分類學未久，自知其所鑒定未必準确；何況其中還有新異之種，尚無學名。但是，胡先骕采取開放态度，請世界知名學者予以鑒定，而不是秘不示人。如此才能獲得學識，與學界建立交流關系；而國外學者，對中國植物本有興趣，現有人呈送标本請教，當樂于相助，也可豐富其之知識。
胡先骕在浙江所采之菌類，經美國羅依德鑒定，胡先骕于1921年11月發表《浙江菌類采集雜記》一文，其“題記”雲：
客歲秋間，餘赴浙江各屬采集植物标本時，曾采得百餘種菌類。就中以木質多孔菌（polyporaceae）占多數，另有一種為鳥巢菌（Nidulariaceae），兩種Thelephoraceae，一種折菌（Agaricaceae）。當即送往美國菌學專家羅依德（C.G.Lloyd）鑒定。據其複函稱，為我國最佳之采集，中有數種為吾國所特有，其一且贅以鄙人之姓焉。[10]
依照植物分類學規則，在命名新類群時，可将相關人名作為類群之名，以為紀念。這或者是胡先骕之姓首次出現在學名之中，故特加說明，且有自喜之意。該種學名為：Polyporus Huii Lloyd.。柏林植物園主任笛而士與副主任皮爾葛也很快鑒定出兩種種子植物新種，且予以發表，一為Rubus hui Diels，一為Molliaia Hui Pilger. N. Sp，胡先骕也譯成中文刊出。[11]
江西之行，所采植物之新種與新分布，為數亦多，于采集當年年底有《江西植物名錄》，刊于《科學》雜志，第六卷第十一、十二期。胡先骕采集成果還有對植物地理學新發現，1936年，胡先骕在北平對《世界日報》記者講述其浙贛采集之意義有雲：
我最初研究植物分類學，是在二十年前，可以說是中國很早注意植物的一個人。民國元年我去美國留學，五年回來，我就在江西廬山森林場任副局長，後來鄒秉文長南京高等師範，便邀我往該校，任農科教授。那時我在那裡可以說是最年輕的教授。在民國八年，鄒秉文要我們組織一所植物标本室，可是那時在中國，科學還沒有萌芽，一切植物的采集，都是從頭起始。我們于是就在浙贛等省去采集标本，經過幾萬裡的路程。這次标本的采集在中國，是自己來采集的第一次。當時我們采集了東部與西部的植物标本很多，同時還認為光榮的，便是我們在當時附帶的解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什麼是很重要的問題呢？在最初，中國無人注意植物問題，是不用說，就是西洋研究中國植物的人，他們親來中國采集中國植物标本，也就隻沿長江而上，最遠以漢口為止。可是這條路中很少有植物标本可采，于是他們便誤認為中國植物種類頗少，這是最初外人的觀念。後來當然也還是很早，若幹年有位亨利博士，他任職于宜昌海關，他便于公餘之暇，以宜昌為起點，曆雲南等地，滿載了标本而歸，發現了無窮的新植物，繼之還有法國教士，英人所被稱為中國威爾士者，他們在四川等處的采集，于是他們便認為能代表中國豐富的植物。經國外人一再的不徹底的采集和研究的結果，于是便有一種認定，認定中國東部的植物與西部的植物，完全不同，并且認定東部并沒有什麼值得研究的植物。這是後來的外人的觀念；但是經我們親自采集植物标本時，就把外人的觀念完全推翻了。我們發見，不但發現中國豐富的植物，并且西部的植物，東部也有。這種重要問題的解決，在植物分類學裡，實在是一種莫大的貢獻。[12]
其時，阿諾德樹木園之佘堅特撰文論證東亞與北美植物之關聯性，認為以前北冰洋很暖和，故一些植物種子漂流至北美，胡先骕将其《中美木本植物之比較》一文譯成中文[13]；但是威爾遜卻認為中國東部植物與西部植物完全沒有關系，實是此前在中國東部植物未曾切實采集而得出之結論。胡先骕在浙江采得三合桃，貴州和雲南都有，後又于四川、江西、福建、安徽、台灣一線均發現許多相似及相同之種，證明其間有一定關聯。
此後，秦仁昌繼續在中國東南諸省采集，再有佐證材料被發現。胡先骕赴哈佛大學留學，因所見标本和文獻日多，對此更作深入研究。1926年第三次太平洋科學會議在日本舉行，胡先骕提交《東南各省森林植物初步之特點》論文，即是繼續觀察之結果。三年之後，1929年第四次太平洋科學會議再爪哇舉行，胡先骕提交論文為《東南各省森林植物繼續之觀察》，關于此，其雲：
作者在1926年第三次太平洋學術會議發表東南各省森林植物初步之觀察後，三年來對于蘇、皖、浙三省之森林植物，知之益詳，除發現永瓣藤（Monimopetaium chinense）、傑克木（Sinojackia xylocarpa）兩新屬新種及其他多種外，作者更将浙皖兩省木本植物詳為統計，察得在浙江已知之650種木本植物中，有110種為中國南部特有者，110種為中國西部特有者；在安徽已知之500種木本植物中，30種為中國南部特有者，140種為中國西部所特有者，浙皖兩省木本植物與中國西部所有者相同至如此之多，可見作者最初主張中國東西部植物無顯著之區别之學說，益可信也。[14]
胡先骕所作之研究，将中國西部植物與東部植物相關聯，而東亞與北美有相關聯，其後有學者在此之上，提出雲南為植物起源中心之理論，且不斷得到植物地理學之印證。
簡略梳理至此，還是回到源頭，其肇始源于胡先骕開展浙贛植物之采集，以野外考察為基礎。其後，胡先骕在中國植物學許多領域作出開創性貢獻，但其采集似乎被曆史淡忘，甚至有人言，胡先骕沒有野外工作經驗，實是曆史被隔膜。鐘觀光之采集，因是國人第一次大規模采集，被大書特書，但其學術意義遠沒有胡先骕采集意義之大，故而胡先骕在接受《世界日報》記者采訪時，雲其為中國植物采集第一人，并非自吹自擂。
胡先骕赴浙贛采集，對其個人之學術意思則更為重大。此乃其學術生涯第一次嘗試，從籌備、組織、研究等一系列事宜，均周密審慎，才導緻成功；而隻有成功，才有1921年在農科組建生物系，并任主任；才有1922年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創建，并任植物部主任；才有1923年再次赴美留學，因而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此與采集成功均有直接關聯。
但凡人世事業之成功，需誠實守信，方可發揚光大，行之久遠，留下英名。胡先骕能開辟中國植物學研究事業，其之始即誠守信用，也是不可或缺之原因。南高農科發起由胡先骕采集植物标本，自各校共募集資金1.8萬元，應是不小之款。作為回報，所采标本将按出資多少予以分配于各校。胡先骕浙贛之行所費也僅2千多元。兩省采集之後，餘款尚多。而1921年胡先骕獲得再次赴美留學機會，在辦理出國相關手續時，于十月間有緻函校長郭秉文，申請留學期間繼續得到薪酬，以減輕家庭經濟壓力。在陳述理由中，屢述其緻力于植物研究及植物采集諸事，函文如下：
鴻聲校長惠鑒：
暌違半載，寤寐懷思。茲有啟者，弟赴美研究植物一事，教育部已核準，行期約在明年一月，将徑赴哈佛大學，着手為編纂植物圖志之準備。諸事行将就緒，本不必多渎清聽。獨是弟家本清貧，雖在社會服務五年，仍無積蓄，且債負在三千金以上。若校中以弟遠出就學，不能繼續照與原薪，必不足以維持生活，然弟非敢故作逾分之請也。須知弟昔者既學成歸國，對于所從事之學術，環顧國内，殊不遜人。即在校中試教兩年，同事及學生亦無異議。苟但抱糊口之目的，則不但不必再赴美研究，且不必仆仆道途，備曆艱苦，為此采集标本之事也。惟以農科同人，素以研究為主旨，艱苦為精神。故不以教授為足，而必采集；不以采集為足，仍須研究。庶學術經驗，得以日進。不但他日施教學生信能得益，且足為吾國科學界開一新紀元也。一年以來，采得顯花植物标本一千四百種、六萬餘枚，菌類植物一二百種，其中新發現的種類甚多。就中菌類雲，以中國名者五六，以弟之姓名者且有一焉。且弟持身素儉而耐勞，去年徒步一千六百餘裡，今年徒步三千五百餘裡。菲衣惡食，與挑夫等。辨色而起，宵深始寝。兩年盛夏，未得安息。今春跋涉大雨中者幾兩月。以如是節儉之故，去年三月僅用七百餘元，今年四個月用一千餘元。苟易他人，所費至少必将倍之也。弟之如是自苦者，一為學校惜費，二亦将以自表其忠忱耳。故弟甚望先生能錄其勞，俾在此兩年研究期中，仍與以在校之待遇。則返國之後，仍當秉此精神，為校盡力。在君子本以自伐為羞恥，然不得不以所經曆奉告者，則以校中昔日待遇教員政策，嘗有不循資序、不顧勞績，但以供給需求為标準之事。且先生在校時少，弟之為人及其盡力之情形，或不能盡悉。而他科教員甚有以農科教員教授時間甚少，較他人為逸豫之語入告者，故不得不自白也。若校中必惜此區區者，則此兩年内家庭生活，亦必自行設法以維持之。惟他日能否永為南大□力（引者注：此有一字無法辨識），則不能預定矣。即以供給需求之律相繩，則雖若弟之驽劣，中國現時亦自不多也。
專此布悃，順頌
塵安
弟胡先骕拜十月十七日[15]
胡先骕申請留薪，郭秉文回函隻能請其與學校行政當局按校方有關規程辦理。其後學校僅能發得部分薪津，胡先骕又向江西省教育廳申請獲得部分官費，才算解決。而對胡先骕未完之采集事，郭秉文則有囑咐，雲“采集植物标本一事，系與各校及其他機關□全辦理（引者注：此有一字無法辨識）。各處彙款來訊，每詢是項标本何時可以寄去。務請執事赴美以前，将此事結束妥善，以便通告關系各處，慰其懸望，以全信用，無任盼幸。”[16]當初籌款，郭秉文曾予以助力，故知其中一二，此也關系學校和其本人之信譽。
此時，胡先骕已開始向各校分寄所采标本，對于未盡之事委托同仁錢崇澍辦理。郭秉文後緻函北京大學，說明情況：
兩次所采植物計共一千四百餘種，中間珍異之品，為數頗多，其餘閩湘桂粵皖諸省，本拟續行前往，依次搜采，現因胡君将于本年夏間前赴美國研究，不得不暫時中止，至已經采集各标本學名，除前年所采者已送往德美兩國分類專家鑒定，去年新采者由胡君鑒定約百種，由德國柏林植物院院長笛而士鑒定約五十餘種外，其餘各種胡君拟于夏間赴美時親自攜往美國，會同專家鑒定。植物學名事本至難，歐美植物學家畢生從事于此者，亦往往不能遽下斷語。胡君研究植物雖已有年，然為格外慎重起見，不得不以一己之所知更與世界植物專家互相印證，如是雖稍費時間，而所定學名精審正确，不緻贻誤學者，則結果之良，似與草率從事者，實未可同日而語。茲将已鑒定學名各植物，另附鑒定名表及制作标本方法，先行寄上，請即粘制珍藏，餘俟鑒定後，陸續寄奉，至祈鑒諒。
胡君為人艱苦卓絕，此次赴美研究，期以二年，于植物一學，必殚思竭慮，研究益深，渠對于采集西南植物一事，現定于回國以後，繼續進行，用完各校委托責任。在赴美期内，關于标本事務歸敝校農科教授錢君崇澍管理，再敝校農科前屬南京高等師範，故關于此函件，由南高署名，自十年九月起南高農科改屬敝校，故關于此事函件由敝校具名。[17]
胡先骕赴美後延至1923年夏始得成行，在此之前，農科生物系已聘秦仁昌為植物采集員，繼續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等地采集；錢崇澍、陳煥镛、秦仁昌赴湖北宜昌采集一月，所得标本均繼續分送于各校。至于标本鑒定，胡先骕在哈佛留學兩年，撰寫博士論文《中國植物志屬》，其研究材料即包含浙贛所采标本；另将此前《浙江植物名錄》予以增訂，并修改錯誤，重新發表。至于往中國西南采集，則待其哈佛回來之後，再重新組織，此為後話，在此不表。
胡先骕之于威爾遜，自後還有交往，惜未曾發現其間來往書信。餘等編輯《胡先骕全集》，在中科院植物所、美國阿諾德樹木園等機構獲得胡先骕與西方學者來往書信甚多，但未有一通與威爾遜者，很是遺憾。1923年胡先骕往哈佛大學留學，威爾遜時任阿諾德樹木園副主任，彼此一定有深入交談。1929年威爾遜出版《中國——園林之母》，胡先骕獲得一冊，此書激勵不少中國植物采集家，如靜生生物調查所史稿之蔡希陶、王啟無、俞德浚等均曾拜讀受益。1952年胡先骕将此書送給胡啟明，囑其學習，若有可能将來譯成中文。待2015年，胡啟明已是晚年，沒有研究任務，才将其翻譯出版。威爾遜于1930年不幸因意外車禍去世，胡先骕囑唐進将阿諾德标本室主任雷德（Alfred Rehder）所寫《威爾遜氏傳略》譯出，刊于《科學》1933年第七期。
參考文獻：
[1]胡先骕譯：中國西部植物志，《科學》第三卷第十期，1917年。
[2]《胡先骕先生在本校科學社演詞》，《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36期，1929年。
[3]《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58頁。
[4]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金陵大學檔案，六四九（2142）。
[5]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金陵大學檔案，六四九（2142）。
[6]鄒秉文：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科八年度報告，《江蘇實業月志》第18期，1920年。
[7]張大為等編：《胡先骕文存》下卷，自印本，1990年，第180頁。
[8]《農學叢刊》1卷2期，1924年。
[9]《安徽教育月刊》第44期，1921年。
[10]胡先骕：浙江菌類采集雜記，《科學》第六卷第十一期，1921年。
[11]胡先骕：浙江新發見之兩種植物，《科學》第七卷第六期，1922年。
[12]《世界日報》記者采訪胡先骕報道，連載于該報1936年8月。
[13]佘堅特原著，胡先骕翻譯：中美木本植物之比較，《科學》第五卷第五、六期，1919年。
[14]胡先骕：第四次太平洋科學會議植物組之經過及植物機關之觀察，《科學》第十四卷第五期，1930年。
[15]胡先骕緻郭秉文函，1921年10月17日，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中央大學檔案。牛力先生提供。
[16]郭秉文複胡先骕函，1921年10月19日，同上。
[17]郭秉文緻北京大學，1922年1月20日。《北京大學日刊》第959号，1921年2月16日。
作者簡介
胡宗剛，江西九江人，生于1962年，現為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研究館員。自1997年開始從事中國近現代生物學史研究，出版相關著作十餘部，代表作有《靜生生物調查所史稿》《不該遺忘的胡先骕》《胡先骕先生年譜長編》《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五十年》《中國植物志編纂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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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伟徳国际官网登录入口
文字 / 胡宗綱
編輯 / 李宇馳
責編 / 劉亞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