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中國曆史最悠久的綜合性科學刊物——《科學》創刊，樹起了“傳播科學，求真緻用”的旗幟。生科百年，一大批科學工作者前赴後繼、生生不息，在生命科學領域創造出舉世矚目的不朽業績。正值我院百年華誕，特推出院慶專輯“大師雲集熠熠生輝”系列主題推送，講述我國近現代生命科學史上風雲人物的傳奇人生和光輝成就，懷仰止之心領略一代大師風采，揚生科百年榮耀，書生科百年輝煌。
大師雲集
熠熠生輝
錢崇澍(1883.11.11-1965.12.28)，植物學家。1883年11月11日生于浙江海甯。1914年畢業于美國伊利諾大學理學院，1916年學成歸國後任教于金陵大學，教授植物分類及植物生理課。後又在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學習，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曆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1948年選聘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他是中國近代植物學的開拓者之一。在中國最早發表了有關植物分類學、植物生理學、地植物學和區系學的著作。對蘭科、荨麻科、豆科、毛莨科等進行了系統的分類學研究，發現了許多新種對中國的許多植物科屬分類、森林植物及一些地區的植物區系和植被做了深入的考察，采集了大量标本。與胡先骕等植物學家創建了中國早期的植物學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編寫了中國第一本大學生物系教科書《高等植物學》。1965年12月28日于北京逝世。
志在有恒（節選）
錢崇澍 著
我生長在浙江海甯縣路仲鎮的一個書香門第。祖父曾在四川做縣令。父親以教書為生，善做詩詞。在家庭的教育下，我自幼就勤奮學習，和氣待人。記得還以“志在有恒”作為座右銘，鼓勵自己。少年時代在家鄉讀私塾，祖父母和父母都希望我踏上科舉仕途的路。1904年（清光緒30年）考中了秀才。
1905年，也就是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的那一年，我離開了故鄉來到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學讀書。努力學習新學，學習西方自然科學成就，感到新奇，擴大了眼界，增長了學習興趣。每當回憶青年時代，我感到科舉制度将我關了21年，從22歲才開始學習新學。新學固然不易學，但比起死背古書卻是一種進步。因為我學習成績優良，不久被選送唐山路礦學堂（唐山鐵道學院前身）學習工程知識，在這所學校裡認識了竺可桢，從此我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當時的中國，内憂外患，有志之士，奔走呼号，獻身于救國運動。我受到科學報國思想的影響，無意于追求高官厚祿，立志獻身科學。1910年考上清華留美公費生，心情非常激動，毅然剪去長辮，赴美留學。
我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自然科學院，開始是學習農學。後來由于植物學教授對我的影響，深感祖國幅員廣闊，植物種類繁多、資源豐富，當時學植物學的人又少，我就選擇了植物學這門專業。當我參觀哈佛大學格雷植物标本室和阿諾德樹木園時，發現這裡收集了很多中國的植物标本，而且新種新屬不斷發現。這些在祖國土地上生長的原種标本，在國内竟很少，有關的文獻資料更是缺乏。我感到中國标本在美國這樣多，然而在課程中講的很少，可見中國植物學還要靠中國植物學者去研究和講授。懷着一腔愛國熱情和民族自尊心，激勵我如饑似渴地學習。用了六年時間，念了三所大學。在美國這些年我比較系統地學習了植物分類學、生态學、生理學知識，為以後回國開展中國植物學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1916年我回到祖國，決心把自己學到的近代植物學知識播種在祖國的土地上，讓它生根開花。先後在七八所大學任教、教授生物學、樹木學、植物分類學、植物生理學及科學概論。當時幾乎有關生物學課程都沒有教材，要求教師編寫講義，為了使學生更快地學習新知識以及有關的新技術、新方法，除翻譯一些文章外，1923年我與鄒秉文、胡先骕先生共同編寫了我國第一部生物學教科書《高等植物學》，改正了舊教科書中一些不科學的名稱、結束沒有中文本教科書的時代，這本書對青年學生學習植物學頗有幫助，在教育界影響較大。
在教學中，我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工作能力和樹立專業思想，我在江蘇甲種農業學校教授樹木分類學課程時，常常帶領學生到野外去觀察，采集标本，自然界的奇花異草，千姿百态，喚起了同學們極大地學習興趣。當時的許多學生如秦仁昌、仲崇信、汪振儒等都是在這種影響下學習植物學的。
結合教學，我又開展了野外考察研究工作，如深入浙江和江蘇南部進行植物區系研究，采集植物标本一萬多号。特别是對浙江省的植物做過系統收集和整理。當時采集标本調查植被是很艱苦的，全靠步行，跋山涉水，風餐露宿是常事。這是現在年輕人難以想像的，以後又對南京鐘山的森林和岩石植物進行過專門的觀察和研究，還制定了江蘇、浙江、安徽、四川各省植物的考察規劃，為我國東南、西南植物區系和植被研究打下了基礎。通過考察研究活動使我較深入地認識了祖國豐富的綠色寶庫，更堅定了我獻身科學的信念。從此，我與植物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為了發展植物學，使這門科學在祖國肥沃土地上紮根，必須組織力量，建立研究基地。我與胡先骕教授依靠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補助，于20年代初在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設立植物部，建立起比較符合科學标準的實驗室、标本室、圖書館等。這是在舊中國很不容易實現的事。有了這樣的組織機構和物質基礎，植物學研究工作取得了較快的進展，這個研究基地為我國培養和造就了不少第一流的植物學家。可惜這辛苦經營的所址和設備在抗日戰争時期全部毀于日寇的炮火。
随着植物學的科研和教師隊伍的逐漸擴大，為了更好地開展學術交流和科研工作，在我和一些科學家的倡議下，于1933年8月在四川重慶北碚成立了中國植物學會，标志着我國植物學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獨立自主地從事祖國的植物學研究。成立會上我被選為評議員。第二年在廬山召開的年會上，繼任評議員，又被選為《植物學雜志》（《植物學報》的前身）的編輯。
1937年7月發生“盧溝橋事變”，8月南京也遭到空襲，為了保存生物研究所初步形成的科研隊伍，我與同事們商議遷所大計。在這緊要關頭，我托楊銜晉将家屬送往上海，自己随所遷到重慶北碚。一年後家屬才來到北碚。研究所的房子都讓給職工住下。當時房租很貴，自己租了兩間不像樣的房子，卧室還在一個小飯館的樓上，既熱又吵。由于那時通貨膨脹，許多職工難以維持生活。我和大家一起種菜、養豬、還和一些高級職員到外面兼課，以所得的平價米補助職工。就在這樣艱苦條件下保存了這支隊伍。有人看到我們的困難，勸我去做國民黨立法委員，我斷然拒絕，并寫詩明志。我甯願步行十多裡到一中學兼課，換幾鬥平價米維持生活，也不為高官厚祿所誘惑，和職工同甘共苦，同時堅持了研究工作，采集了不少标本，那時所采的标本至今還保存在四川大學生物系标本室，發揮着作用。
抗日戰争勝利後，我随複旦大學遷回上海。1947年有人提出由美國出錢與我國合編《中國植物志》。我說我國的植物志必須由中國人自己編寫，不能由外國人代寫。我的意見為有民族自尊心的愛國科學工作者所擁護，拒絕了這項要求，新中國成立前夕，有人動員我去台灣，也被我斷然拒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中國共産黨對科學事業的重視和關懷，（使）我深受鼓舞，把無比的喜悅全部浸透在忘我的工作中，為發展中國科學事業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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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伟徳国际官网登录入口
主要來源 / 《科學的道路》（上海教育出版社）錢崇澍著
獲得方式 /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
編輯 / 李宇馳
責編 / 闫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