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雲集 熠熠生輝 | 蔡翹先生

蔡翹，生理學家，醫學教育家。中國生理科學奠基人之一。二十年代，他首先發現了視覺與眼球運動功能的中樞部位——頂蓋前核（Nuc.Pretectalis），後來國際神經解剖學界把它稱為“蔡氏區”（Tsai’s area）以示不忘他的貢獻。他編著我國第一本大學生理學教科書，以後又增訂為《人類生理學》。從1922年從事生理學研究以來，他在中國多所著名醫學院校擔任學術領導及教學、科研工作，為祖國培養了不少人才，一些早期門生成為我國著名的科學家。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蔡翹主要為發展我國生理學科進行開創性工作，以及在神經解剖、神經傳導生理、糖代謝和血液生理等領域有若幹重大發現。解放後，緻力于航天航空航海生理學研究，為我國的航天航空航海生理科學研究奠定了基礎，為我國國防現代化建設解決重大醫學科學技術問題進行開創性科學實踐活動和學術領導作用。

蔡翹先生

蔡翹（Tsai Chiao）,字卓夫，乳名（族名）義忠。1897年10月11日（農曆9月16日）生于廣東省揭陽縣新墟（亨）鎮仙美村。父蔡世敬（資成），族名紹欽，母盧氏。蔡翹于1914年與揭陽竹橋陳淑芳女士結婚，生有三子。

蔡翹七歲時，父親送他在本村私塾讀書。後又送他到鎮上蘭田小學讀高小。1913年蔡翹考入潮安縣金山書院（現省立金山中學），至1917年畢業，1918年隻身赴上海複旦大學附中補習英文。同年到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旁聽生。1919年秋，他受“五四”運動的影響，胸懷“科學救國”志，和家裡給的不多的錢，從上海坐船經日本，到達美國留學。他先後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印第安那大學學習心理學，用兩年時間學習完大學課程。1921年冬進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一學期後，1922年轉入芝加哥大學生理系當研究生。在美求學期間蔡翹用勤工儉學維持學習。他曾在芝加哥大學生物學圖書館業餘服務一年，一天工作2小時，解決自己的學費和吃飯問題。他也曾與多名中國同學合租宿舍，如吳有訓、周培源、潘菽、楊武之（楊振甯之父），袁敦禮、張錫均等，甚至有一段時間與潘菽（中科院院士、心理學家。字有年，潘漢年堂弟、潘梓年之弟，五四運動領導者之一，為火燒趙家樓、被捕的32名學生之一，已故）同睡一床，合蓋一張被子。他們自己起夥，輪流作飯，在校打零工。同時他潛心攻讀，也注重實驗技能，在芝加哥大學文理學院學習期間發表4篇論文。1924年發表博士論文“大白鼠的記憶曲線”，翌年初獲哲學博士學位（Ph . D），并因學業優秀獲芝加哥大學金鑰匙獎和推薦為美國解剖學會會員。

1925年夏秋之交，繞道加拿大經日本回國。就聘于先期（2年）回國的同鄉郭任遠任職的上海複旦大學任教授，創建生物學科，執教生物學和生理學。1926年加入新成立的中國生理學會（當時隻有十幾人）。1927年秋受聘于設在吳淞的上海醫學院（當時稱中央大學醫學院現上海醫科大學前身）創建生理學科，任生理學教授。兼講授比較解剖學，組織學和胚胎學。在此期間，他首倡用祖國語言教學；編著我國第一本大學《生理學》教科書；培養出一批我國早期的生理學工作者。1930年秋, 由美國洛(克菲勒)氏基金會資助，赴英國和德國進修，先在倫敦大學著名生理學家C.L.伊文思（Evans）教授實驗室從事糖代謝的研究，繼而在劍橋大學著名神經生理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E.D.阿德裡安(Adrian)教授實驗室從事神經傳導生理研究，後經伊文思教授推薦，于1935年成為英國生理學會會員。1931年冬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和其他大學的著名的生理學實驗室做短期進修。1932年春回國，繼續在上海吳淞中央大學醫學院任教。1932年夏秋之季，應聘到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系統研究了肝髒在糖代謝中的作用。1937年1月到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任生理學教授，再次創建生理科，同吳襄共同編著了《生理學實驗》。1937年秋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因抗日戰争爆發而内遷成都，蔡翹領導生理和藥科兩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38年秋，他發起成立并領導了中國生理學會成都分會，每季度舉行學術報告會一次。1941年6月創刊了《中國生理學會成都分會會志》并任主編，每四個月出版一期。這是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發後，中國生理學會出版的《中國生理學雜志》被迫停刊後，國内唯一的生理學刊物。同年，他成立了生理學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接受進修生。1943年夏，作為交換教授應邀赴美講學與研究一年，在芝加哥講演時，介紹我國抗日戰争情況，呼籲國際社會援華，其講演稿與其他諸教授的講演稿一起被編成《未被占領的中國的聲音》，在美國專冊出版。抗日戰争期間，他主要從事有關血液生理的研究，有不少重要的發現。抗日戰争勝利後，中央大學醫學院複員南京，他再次領導生理科教學與研究的恢複工作，繼續從事小血管受傷止血的研究。1948年代理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并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新中國成立後，原中央大學改稱伟徳国际官网登录入口，蔡翹任醫學院院長。1952年伟徳国际官网登录入口醫學院改編為第五軍醫大學後，他任校長。在那裡，受國家衛生部的委托，他舉辦了生理學高級師資進修班，1954年調入軍事醫學科學院，任副院長、一級研究員和院學術委員會主任。1957年，軍事醫學科學院成立軍事勞動生理研究所，他兼任所長。195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曾被選為第一至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61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64－1981年任中國生理科學會（含生理、生化、藥物、病理生理、生物物理和營養六個學科）理事長。1981年辭去理事長職務，被中國生理學會理事會推舉為名譽理事長。1987年7月中華醫學會航空醫學學會成立時，被推選為名譽主任委員。1951－1968年，主要從事并領導特殊環境生理學的研究，是我國軍事勞動生理學、航空航天醫學和航海醫學的創始人。他多次出國考察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1956年7月出席了國際生理科學布魯塞爾會議；1956年9月至1957年2月，作為我國軍事醫學代表團副團長赴蘇聯考察半年，并赴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參觀和參加學術會議；1963年率團赴華沙參加國際空間科學會議；1964年率團赴愛爾蘭參加國際航空空間醫學會議，并順訪英國倫敦等地的實驗室。他對我國的科學事業極為關心，衷心擁護黨關于發展科學事業的“百家争鳴”的方針，對于醫學、生物學界多次出現的違反“百家争鳴”的方針的傾向和作法，總是挺身而出，堅持真理，提出自己的科學見解。1962年在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副總理領導的廣州會議上，就如何發展我國自然科學和對待知識分子問題發表了坦誠的意見。1963年8月又就如何貫徹“科學十四條”寫了“關于科研工作的建議信”，得到軍委聶榮臻副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十年動亂期間受到迫害，失去了工作條件，轉而埋頭著書，于1979年出版了《航空與空間醫學基礎》。1978年，在他的積極建議下，軍事醫學科學院成立了基礎醫學研究所，他親自指導創建該所神經生物學室的研究工作并積極培養研究生。

蔡翹自1922年從事生理學工作至逝世，一生艱苦創業，在生理學領域進行了多方面的開創性工作；他涉獵廣泛，有過許多重要的發現和成就，先後發表過100多篇學術論文和11本專著，教科書；他提攜新秀，培養了幾代人才，為發展我國生理學和醫學教育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蔡翹的學術貢獻，50年代以前主要為發展我國生理學所做的開創性工作，以及在神經解剖、神經傳導生理、糖代謝和血液生理等領域的重要發現；新中國成立後，表現在為我國國防現代化建設解決重大醫學科學技術問題上的開創性科學實踐活動和學術領導作用。

發現“蔡氏區”

——神經解剖學上的貢獻

蔡翹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讀書。那時，他的研究生導師哈維·卡爾(Harrey . A . Carr)，著名的比較神經學家，有一個龐大的研究計劃，想對于一種美洲袋鼠叫做Opossum的動物的腦，進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作為這個研究計劃的一部分，Herrick教授把研究Opossum視束及視覺中樞的任務交給了蔡翹。他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完成了這項任務，把結果寫成長達七十五頁的論文發表在1925年《比較神經雜志》第39卷上。

他在這篇論文序言裡說：“雖然作者的主要興趣在于闡述Opossum腦的視束及其終端神經核，但對于丘腦與中腦内的有關結構也進行了仔細的觀察，希望這項研究結果能夠為将來關于别種動物的神經系統的進一步研究提供有用的指導”。事實确是如此。這篇論文的題目，雖說是關于Opossum視覺系統的研究，但其内容卻大大超出了視覺系統的範圍，而牽涉到腦幹内極為重要、但又不大為當時人們的所注意的一些結構。例如内側前腦束（Medial forbrain bundle）和被蓋網質（Substantia reticularis tegmenti）等。

内側前腦束的細胞起源，纖維連結和功能意義，一向被認為神經解剖學上一個難題，使學者望而卻步。但蔡翹卻知難而進，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對它進行了詳盡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澄清了多年來人們對于這一纖維連結系統的模糊概念。

多年以來，研究神經遞質中樞途徑和痛覺神經機理的科學工作者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中腦被蓋網質、中央灰質區和内側前腦束在痛覺調制過程中的作用，因而把蔡翹當年所着意描述的中腦内蓋網質，一個他在論文中稱之為“頂蓋前核”(nucleus pretectalis)的地方叫作“蔡氏區”（Tsai＇area），以示不忘他的貢獻。學位論文完成後他在神經解剖學教授赫裡克(C .G. herrick)以及生理學教授愛維（A .C. lvy）的指導下，從事研究工作。不久，他經導師推薦為美國西格馬賽學會(Sigma Xi Society)的會員。

中國生理科學奠基人之一

蔡翹于1925年秋受聘為複旦大學教授，他是我國綜合性大學開設專門生理學課程的第一人。當時，各大學普遍用英語授課，他認為用外文作教學媒介不便于學生吸收和掌握所學知識，更不便于科學知識的普及與推廣，他堅持用祖國語言教學，自編中文講義，并編著我國第一本大學《生理學》（192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共五十章，七十萬字的教科書，後來增訂本改名《人類生理學》。他的教授和教材培養出一批我國早期的生理科學工作者，不少人後來成為學術界的佼佼者。革命戰争時期，他編著的《生理學》還被延安衛生學校采用為教材。

1929年蔡翹與助教徐豐彥一起研究了甲狀腺與鈣代謝的關系，闡明了甲狀旁腺切除後肌肉抽搐以至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血鈣濃度嚴重下降。1930年秋，蔡翹第二次出國，由美國洛氏基金會資助先後到英國和德國留學進修。先在倫敦大學與C . Lovatt Evans教授等研究肝糖元的代謝，觀察乙醚、amytal等麻醉劑的影響，及動物在斷頭和去大腦之後肝糖原的恢複過程，還有腎上腺素對貓的糖原分布的作用，共發表發三篇文章；繼而到劍橋大學在E.D.Adrian教授（諾貝爾基金獲得者）建議下研究麻醉劑主要是可卡因對蛙趾單條神經纖維動作電位傳導的影響。其論文連同前三篇都刊登于1931年倫敦出版的《生理學雜志》。在這後一論文中，蔡翹報告他用麥氏（Matthews）示波器記錄由蛙的中趾末端牽拉感受器發出、而沿着單條神經纖維傳導的特征，即感受器刺激的強度變化表現為神經沖動的頻率改變，但當刺激持續保持高強度時，不久将見沖動頻率逐漸降低，惟動作電位的幅度基本不變，這就是感受器的适應現象。這一麻醉前的正常神經沖動的記錄，後來曾被C.Lovatt Evans所修訂的Starling著的《人類生理學原理》一書以及Harris著的《實驗生理學》一書所援引，作為感受器電生理反應的典型例子。之後他經伊文思教授推薦，于1935年成為英國生理學會會員。1931年冬，蔡翹到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進修，并訪問著名的Myaho-ff，Rein.Warbur等教授實驗室及學者；又參觀了Embden教授植物性生理學實驗室。同時寫出關于麻醉對單個神經纖維傳導的影響科學論文，在1932年英國生理學報上發表。1932年春回國。

從1932年秋至1936年底在上海雷士德研究所期間，蔡翹連續研究肝在糖代謝中的作用問題。蔡翹單獨或與其助手易見龍合作在中國生理學雜志上發表了十一篇論文。在這一階段的前兩年，蔡翹是以急性的斷頭貓和麻醉貓做實驗，觀察肝糖的攝入量與釋放量之間的關系。但由于這種實驗結果不能代表正常清醒動物的肝糖代謝，于是從改進實驗技術入手，利用他自己改良的腹腔内大血管（門靜脈和膈下肝靜脈）取血法，對正常慢性制備動物（貓）測量其在不同食物組成條件下，以及在兩次消化之間的較長時内，入肝和出肝的血糖濃度進行比較。并與體循環動脈血中糖濃度進行比較。結果表明在給貓飼混合食之後（食物中糖類、蛋白質和脂肪三者含量之比為6：3：1），動脈的血糖濃度通常從食後第二小時起漸升高，至第五小時升到最高水平，比食前增加20-40%，然後維持這高水平直到第七小時。在這期間，大多數動物由門靜脈入肝的血糖濃度顯著地高于由肝靜脈出肝的濃度，但也有一部分動物的入肝血糖濃度仍舊略低于出肝的。如果給動物喂純牛肉則出肝的血糖總是和饑餓時一樣高于入肝的。這些資料表明，就肉食動物貓來說，既使喂給混合食物時，由肝放出的血糖，在很大程度上仍來自非糖類的消化食物。至于兩次消化之間的長時内，由肝放出的血糖更是大大超過入肝的血糖濃度。這一系列的慢性實驗，揭示肝在保持血糖正常濃度中的作用，主要是在于不斷地攝入非糖類和糖類食物的消化産物以合成糖原，從而在消化間期釋放出葡萄糖以保持循環血糖濃度的相對穩定。這些實驗研究成果受到國外内生理學界的重視及引薦。

1937年1月他提前與雷士德研究所解約，到條件較差的中國人自己辦的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任生理學教授，再次創建生理科，并同助手吳襄共同編著了《生理學實驗》。

蔡翹1937年1月到校工作，在對牙醫專科第一班進行教學的同時，立即籌建動物房及研究室，準備繼續利用慢性動物進行肝糖代謝的實驗。不料半年後，日本軍國主義就發動七·七侵華事變，并對滬甯進行頻繁的空襲。中央大學醫學院決定西遷成都。先是借用教會辦的華西大學醫學院的部分房屋上課，大約四年後，租用城内一所中學校舍作為前期各科教學之用。這時蔡翹兼任藥理學科主任，已經創造條件招收研究生。

1938年秋，他主要在華西三大學（中央大學醫學院、齊魯大學醫學院、華西大學醫學院）發起成立和領導了中國生理學會成都分會。鄭集、童第周等都參加其中。1941年6月創刊了華西大學醫學院《中國生理學成都分會會志》,并任主編。這是太平洋戰争爆發後，國内唯一的生理學刊物，至抗戰勝利為止，四年共出兩卷十三期300多頁，對生理科學的科研成果交流起一定作用。同年，他成立了生理學研究所，主要助手朱壬葆、周金黃、吳襄、徐豐彥、李瑞軒，匡達人等，招收4名研究生（宋少章、程治平、陳定一、李昌甫），接收十幾名進修生。其中有延安軍醫學校秘密送來的同志，也有方懷時（後曾任台灣航空醫學會會長，八十年代後期在參加國際航天航空學術會議時，曾向我方第四軍醫大學及國防科工委航天航空醫學工程研究所出席會議學者問候他的教師蔡翹）等人。并自籌經費，自己動手，成立制造生理學實驗儀器車間供教學和研究用。1940年還曾送一套自制儀器給延安經成都到香港采購藥品器材的朋友。1943年夏，作為中美文化交流交換教授與費孝通等六人應邀赴美講學與研究一年。在芝加哥講演時，介紹我國抗日戰争情況，呼籲國際社會援華，其講演稿與其他教授的講演稿一起被編成《來自中國的聲音》在美國專冊出版。這一年中，蔡翹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與美國學者合作繼續研究血清中的縮血管物質問題，取得一定成果，這一方面研究導緻後來國外5-羟色胺（即血清緊張素）的發現。

蔡翹在整個抗戰八年及抗戰勝利後短時期内，直接參加和指導的實驗性研究，主要是圍繞血液生理這一領域。有不少重要的發現及論文著述。他研究了紅細胞脆性和溶血、抗溶血機制，闡明了脾髒與紅細胞滲透脆性的關系及其影響因素及機制；發現膽固醇是正常血漿中的主要抗溶血物質，免疫的溶血性血清中存在一種“抗膽固醇因子”和它可對抗膽固醇的抗溶血功能；發現了血清縮血管物質中除血小闆解體時釋放的組織胺外，還有非組織胺物質等。

抗戰勝利後，中央大學醫學院複原南京。他再次領導生理學科的教學與研究恢複工作。繼續從事小血管受傷後自動止血機制的研究，并在英國與中國生理學刊物上發表論文數篇。1947年8月他赴英國出席國際生理科學會牛津會議，在大會上報告了上述出血自止機制的科研成果，引進國際同行的重視，直至80年代初仍被國外學者所引用。1948年代理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當時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同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蔡翹是中國生理學會1926年成立時最早的會員之一。他于1935年—1937年任中國生理學會理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1955年，繼任第十一、十二屆理事；1964年和1978年當選為第十四、十五屆中國生理科學會理事長；在1981年第十六屆代表會上辭去理事長，被選為中國生理學會名譽理事長。蔡翹是在中國生理學會擴大為包括生理、生化、藥理、病理生理、生物物理和營養六個學科的中國生理科學會期間，于1964年至于1981年連任兩屆理事長的。蔡翹以其崇高的學術威望和對工作認真負責的精神以及平易近人的作風嬴得了大家的擁護和信任。他團結六個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帶領廣大會員共同前進。對促進我國生理科學的發展作出貢獻，是學會傑出領導人。1981年蔡翹辭去理事長後，仍一如既往為中國生理學和生理學會的蓬勃發展作出無私奉獻。

創建新中國的特殊環境生理學

——軍事勞動生理、航空航天醫學和航海醫學

新中國成立後，原中央大學改稱伟徳国际官网登录入口（第一任校長潘菽），蔡翹任醫學院院長。1952年南大醫學院改編為第五軍醫大學，他任校長。當時受國家衛生部的委托，他舉辦了生理學高級師資進修班。為适應抗美援朝建設強大的空軍和海軍的需要，蔡翹創建了我國軍事勞動生理學、航天航空醫學和航海醫學，進行了開創性的學術研究和領導工作。在南京他籌建航空生理實驗室從事研究。1951年編著出版《航空醫學入門》，1953—1955年逐年寫出《航空生理研究總結初步報告》。1954年調軍事醫學科學院，任副院長，一級研究員，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全軍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曾被選為全國第一至五屆全國人民代表。195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61年加入中國共産黨。

1957年軍事醫學科學院正式成立了軍事勞動生理研究所。蔡翹作為副院長兼任這個所的所長。調入軍事醫學科學院頭兩年，他領導開展許多既有理論意義又與軍事作業條件相結合的生理研究課題。如把睡眠生理研究與解決陸軍戰士及空軍飛行員勞動休息制度的合理安排結合起來等。為陸軍和空軍戰士的選拔、訓練以及設立淘汰标準提供多方面的科學依據。他非常重視對部隊實際調查，親自帶領科研人員到飛行部隊和現場調查研究、體驗生活。他既重視各項研究的理論深度，也頗強調成果的實用價值，因此他往往要求科研人員在取得一項實驗室研究成果并寫論文與總結之後，再努一把力，對成果内容進行提煉，把方法簡化，以求真正能在部隊使用。最後形成一套實際可行的檢查方法，提供空軍有關部門試用，并為這些方法的試用培訓了技術人員。

在蔡翹領導下，1953年建成我國獨創的第一座混凝土人用低壓艙，節省了大量經費。五十年代後期逐步建成了高空減壓艙、爆炸減壓艙、動物及人體加速度離心機、地面彈射救生裝置、模拟失重裝置、航海醫學研究用的潛水加壓艙以及高、低溫艙等多項大型設備，從而有效地保證了對在低壓、高壓、缺氧、超重、失重、飛行錯覺、彈射、震動、高溫、低溫、深潛等航空與航海特殊條件下人的生理反應、耐受限度、訓練方法及防護措施開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不僅提供了各方面的重要生理數據，而且根據這些數據提出來一系列适合于我國情況的防護制度和裝備的要求，如航空的加壓供氧制度、潛水減壓制度、抗荷服、代償服及潛水服的生理數據要求及生理性能鑒定方法等。這樣，在短短的幾年内，不僅為我國年輕的航空與航海醫學研究工作建立了一個研究基地，創造了一套研究條件，而且從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看，已大大地縮小了我國的這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間的差距；并通過這些工作培養了一批各有專長的研究技術人員，為此後我國的航空及航海醫學研究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87年被剛成立的中華醫學會航空醫學學會推選為名譽主任委員。

蔡翹多次出國考察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1956年7月出席了國際生理科學布魯塞爾會議，同年9月至第二年2月，作為我國軍事醫學代表團副團長赴蘇考察半年，并赴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參加和參加學術會議；1963年率團赴華沙參加國際空間科學會議；1964年率團赴愛爾蘭參加國際航空空間醫學會議，并順訪英國倫敦等地實驗室。

他對我國科學事業極為關心，在關鍵時刻總挺身而出，堅持真理，直抒自己的科學見解。1962年在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副總理領導的廣州會議上，就如何發展我國自然科學和對待知識分子問題發表意見。1963年他又就如何貫徹“科學十四條”寫了“關于科研工作的建議信”，得到中央軍委聶榮臻副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失去工作機會轉而埋頭著書，1979年六十多萬字的《航空與空間醫學基礎》出版。1978年，他參加全國科學大會，就座于主席團。蔡翹又煥發科研青春，他号召“樹雄心立壯志，攀登生理科學高峰”他指出“基礎醫學對實現醫學科學現代化的重要性”以及“為解決軍事醫學問題而努力”。在他和幾位老教授積極倡議下，上級批準軍事醫學科學院成立基礎醫學研究所，至此之後他除了擔任副院長之外，主要指導神經生物學研究并培養研究生。

崇高品德，一代師表

蔡翹不僅是一位著名科學家，同樣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育家。他從1925年回國以來，曾先後在上海、南京兩地的高等學校擔任了二十五年教學工作，既重視教學又重視科研，緊密結合。在教學過程中除給學生傳授生理學知識和科學思維外，還有意地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生理學專業工作者，輸送到全國各地。他擔任軍事醫學科學院的業務領導後又通過指導科研培養了相當數量的生理學人才。此外，通過多年對中國生理科學會的領導，廣泛團結了全國老、中、青的生理科學工作者，為發展生理科學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蔡翹懷有強烈的愛國熱忱，把發展我國生理科學作為振興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他曾回憶他教學經驗一是主張教學與科研結合，身教與言教結合，身教重于言教。二是循循善誘，指明方向，使學生熱愛專業。他不僅僅注意業務的教授，還重視道德品質的教育。幾十年來，蔡翹培養的學生遍布全國，他們大多已是國内大學或研究機構、醫院的中堅骨幹。回國之初在複旦大學任教的兩年中，在當時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直接控制下的上海，崇洋媚外之風極盛，蔡翹為了使生物科學能在國内生根結果，率先倡導以中文編寫生理學教材，用祖國語言講課，并創辦生理實驗室便于學生親自動手做實驗，這樣就吸引和培養了第一批優秀的青年學生從事生理學和實驗生物學的工作，其中包括已成為國内外著名的科學家的馮德培、童第周、徐豐彥、朱鶴年、蔣天鶴和沈霁春。在吳淞上海醫學院任教期間，盡管設備極端簡陋，蔡翹仍能帶領助手于教學之餘系統地開展科學研究。在上海雷士德研究所時，物資供應較好，個人待遇較優厚，科研工作也較順利，但在外國人機關中要培養本國人才就受到很大限制，更談不到直接為祖國人民服務。因此蔡翹不等合同期滿，就毅然放棄月薪600兩白銀的優厚待遇提前一年半離開，甯願到待遇低得多的南京國立大學開創新的工作基地。這種做法确是當時一般人很難辦到的。

蔡翹的崇高品德還表現在為人正直，胸襟寬闊，無門戶之見。他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區和許多學校，其中原來畢業的科系也不同，有醫學院畢業的，有生物系、心理系和化學系畢業的，蔡翹都一視同仁。在抗戰之前，由他啟蒙的青年心理學工作者，經過一段時間共同工作之後，又經他介紹到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系進修，或再到國外進修，使其業務不斷提高。在抗戰初期，有一些已經離開的老門生，因當時所在單位從沿海遷至内地，缺乏科研條件，又被蔡翹介紹到成都中央醫學院工作；也有新從國外留學回來而在成都其他大學工作的，也因缺乏科研條件而在蔡翹幫助下轉到中央大學醫學院。所以中科院院士陸寶麟院士曾說“我不是蔡老直接的學生，但他多次熱心指導我。他那種不循私情、樂于助人、唯才是舉的品格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蔡翹提倡民主作風，以平等态度對人，學術問題提倡自由争辯。他從不要求别人、包括他直接領導的學生，定期向他彙報，而是經常去看大家的工作，在無拘束的談話中了解具體情況。他特别提倡用定期召開生理學會分會的方法，讓大家互相交流，他自己也以學會的一個成員的身份參加讨論。人們說蔡翹是最容易找到的領導人，常常不是學生和科研人員去找他，而是他不斷地到各個實驗室去。他的習慣是來了就動手，用他豐富的實踐經驗進行具體的指導，實驗完了他往往和同志們一起分析剛才實驗中出現的問題，發現有意義的苗頭，提出個人的意見。這種場合使他和大家沒有距離，即使是新來的同志和年輕的技術人員都能很快地、無所顧慮地參加讨論。解放初期，一天，幾位助理研究員正在解剖一隻大狗，開了幾刀，沒切準。恰好蔡翹走進實驗室，一見此景立即操起解剖刀，一下子就準确利索地切開了，并一一指明切開所暴露的各部分的名稱和關系。使學生深受啟發和教育。當然他可從來也不作“好好先生”。不論年資高低、遠近親疏，隻要被他發現了缺點錯誤，就及時當面提出。由于他總是持與人為善的态度，使受批評的人不僅不感到精神壓力，而且往往自内心感到親切，樂于改正。

約在1934—1935年間，蔡翹在上海曾擔任中英庚款留學生的生理學主考人。同在雷士德研究所另一研究員曾找蔡翹，為其助手參加考試說情。蔡翹當即明确拒絕，說隻能照成績批分，不能偏袒。蔡翹不循私情的正直作風，深刻教育了助手和學生。

蔡翹領導作風的身體力行還表現在他的學習精神上，每當他準備提出新的課題時，除了要求研究人員組織力量查閱文獻外，他自己總是學習在先。例如在考慮航空醫學向宇宙醫學範疇擴展時，他首先撰寫了《從大氣下層飛行躍進行宇宙飛行所面臨的醫學問題》及《宇宙醫學問題》。又如《疲勞問題》、《Selye應激學說與生理應激》以及《自主神經反應型問題》等著作都是發表在新課題開展之前和經過一段工作需進行總結提高之時。另一個人所共知的特點是蔡翹對無論是否由他自己直接領導的人員撰寫的論文，都是同樣認真修改，嚴格要求。除非特殊情況，文章交到他手裡常常隻過一夜就審閱完；而且他還要反複看幾遍，逐字逐句加以推敲修改。這種認真的作風即使當他90高齡，一隻眼睛因動白内障手術後不理想而幾乎看不見東西，另一隻眼睛因老花、青光、近視而看文章要借助放大鏡的“用半隻眼睛辦公”情況下他仍堅持。

蔡翹對學生循循善誘，指明方向。他說：“沒有嚴師怎有徒弟。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八十年代有一次，他給一位研究生定了一個有關神經元可塑性方面的研究課題。随後，他翻閱了一些外文資料，發現國外對這個題目已有人作過比較詳盡的論述，便又重新改了一個難度較大的選題。那個研究生開始覺得原來的選題資料多，容易出成果，而後一個選題難度比較大。蔡翹便對他說：“如果我們的研究僅僅是證明别人的結論，這就沒有價值了。科學上的貢獻在于你想到了别人沒有想到的問題，做出了别人沒有做到的事情。”這個研究生反複回味蔡翹的話，高興地接受了新的選題。經蔡翹耐心指導，很快作出了成績。正如著名生理學家馮德培曾說：“我必須對待我自己的學生如同蔡翹先生在我年青時對待我的那樣。”蔡翹實事求是，剛正不阿，敢于在逆境中力陳直言，從不随波逐流；他勤奮好學，始終如一，以至耄耋之年仍能敏銳地掌握當代生理科學發展趨勢。他生活很有規律，從小到老一貫堅持鍛煉身體，年逾九十仍能堅持學習和科研工作。他不僅在科研精神和治學态度方面是學生的榜樣，而且在思想品德，生活作風等方面也是學生的模範，處處“為人師表”。

蔡翹一生勤勤懇懇，幾經創業，幾經搬遷，戰争和動亂，但毫不氣餒，先後在複旦大學，吳淞中央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創建生物學科和生理學科，創建過生理學、軍事勞動生理，航天航空醫學、航海醫學和基礎醫學等五個系所。先後發表過100多篇學術論文和11本專著、教科書。碩果累累，培養了幾代生理學界科研人才。他不愧為中國現代生理學奠基人之一，醫學教育界的一代宗師。

蔡翹的科學精神和英名與中國科學永世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