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心祝賀母校生科院百年華誕！
（96歲）
2021.3.30
李季倫（1925.3.15－），中國農業大學生物學院教授。1948年7月畢業于中央大學（現伟徳国际官网登录入口）理學院生物系，獲理學學士學位，并留校任助教。1950年調至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植物病理系任助教，1958年在微生物系任教至今，擔任副教授，教授。1995年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我這一生
1943年7月我在重慶考入中央大學生物系。中央大學的一年級新生是在重慶郊區的柏溪鎮大一部上課。入學不久，因喝了被污染的河溝水得了傷寒病，隻好休學。次年（1944年）暑假後複學。學校的生活和讀書條件都很差，200多學生住一個大統艙宿舍，上下鋪，夜間如有一個學生走動，地闆就顫動，床鋪也随之搖晃，常在睡夢中驚醒。夏天蚊子多，易患瘧疾；冬季濕冷，難以入睡。一台小發電機所發出的電量，隻能維持微弱的燈光, 晚間難以讀書。天暖時可下嘉陵江遊泳，天冷時就很少洗澡，隻能等天黑站在發電機冷卻水管下匆匆淋洗。慶幸的是教基礎課的老師都是著名的教授。如教植物學的是陳邦傑教授，他是德國留學生，著名的苔藓植物學專家。教動物學的陳義教授也是德國留學生，著名的無脊椎動物學專家。他們的淵博知識和認真教學的精神，吸引着年輕的學子們孜孜求知，得益匪淺。二年級到重慶沙坪壩校本部上課。教藻類學的是朱浩然教授，陳邦傑教授又教植物解剖學。此外，我還選修了農學院的昆蟲學。
1946年6月讀完大學二年級，随學校遷回南京原校址，我趁假期回北京探親。此時北京大學已遷回北京，我申請到北大生物系借讀，被系主任殷宏章教授批準。當時殷先生教植物生理學，講植物光合作用引人入勝，至今記憶猶新。在北大也結識了吳素萱教授，她教植物解剖學，要求學生嚴格，常進行臨時測驗，我每次測試都得高分，受到表揚。一個多月後，收到中央大學的通知回南京上課，此時又結識了沈其益教授（主講植物生理學和真菌學）、耿以禮教授（主講植物分類學）、段續川教授（主講植物形态學）、王希成教授（主講動物胚胎學）、歐陽翥教授（系主任，主講神經學）和秉志教授（主講進化論）等著名學者。1948年7月畢業，獲理學學士學位，并留校任助教。
在南京讀書期間，局勢仍不穩定，内戰全面爆發，國民黨統治區物價飛漲，金圓券貶值，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中央大學處于國統區的首都，校園内派系鬥争日趨劇烈。1947年5月20日在南京終于爆發了反内戰、反饑餓大遊行，遭到國民黨的鎮壓。1948年秋經同事介紹參加了共産黨的外圍組織—“校友聯誼會”，通過學習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丢掉幻想，準備鬥争”等文件，以及議論當時的革命形勢，才開始接觸了進步思想。那時淮海戰役正酣，南京臨近解放，我的導師沈其益教授因從事動員知識分子北上參加革命工作（那時華北和東北等地都已解放），而去香港，随後去了北京，參與籌建北京農業大學的工作。1949年4月底南京解放，迎來了人民解放軍。我跟着隊伍第一次進入國民黨的總統府，親眼看着解放軍拔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蔣家王朝終于破滅。
1950年，我通過沈其益教授調至北京農業大學植物病理系任助教。那時的植病系集中了全國該學科領域的著名學者，戴芳瀾、俞大绂、沈其益、林傳光、裘維蕃、周家熾等。我有幸跟這些大師們學習和工作，無論求知和做人都受益甚多。
在文革期間，雖然我也被列入臭老九的行列遭過批鬥，但畢竟比一些老同志輕得多。通過下放農村勞動，使我真正體會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義，才知道是勞動人民養育了我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道理。
回憶我自上大學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基本上都是在國内不斷動蕩的局面中度過的，思想上波動很大，有時感到無所适從，喪失了信心；有時感到豁然開朗又充滿信心。在業務上的确損失很大，失去的時間不能補回。但在此時期卻有幸結識了我國學術界諸多的頂尖大師，他們的愛國熱忱，高風亮節的為人，以及淵博的學識和嚴格的科學精神，都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我。
我曾先後獲得農業部優秀教師獎、北京市優秀教育工作者、五一勞動獎章、北京市勞動模範和全國農業勞動模範等稱号,這是黨和國家對我的鼓勵，自感受之有愧。198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9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已年逾八旬，仍在盡力工作，願為祖國的教育與科技事業奉獻終生。
（李季倫：“我這一生” 節選。初稿寫于2004年， 2007年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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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陳子琦
責編 / 沈彩虹
